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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过剩流动性带来的泡沫将会严重影响全球资本市场与大宗商品。这些国家为了降低政府借新债的成本跟还旧债的成本，一定会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他表示，像黄金这样，短时期内大跌20％的现象，可能会持续发生在股市或者其他商品市场。理由在于，我们现在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加坡上世纪六十年代中，韩国、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这些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保持了20年7．6％到9．2％的增长，中国在这方面不会落后。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将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且仍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内城的交通要是坐一下地铁你就知道，城市拥挤、道路拥挤，可改造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北京下雨都会变成淹水。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种接近零利率的政策可能会长期化，形成一种新常态。

林毅夫指出，投资在长时间内还是会相对比较快速地增长。用消费做引导，中国很快会陷入危机当前，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国外的学者在谈到中国经济时，建议中国把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转向消费。在中国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来了政府基金收入。

邓小平健在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也不是唯一的。他们如果过于强大，过分影响了政府，那也很糟糕，因为他们更多地要求再分配。但即使这样，也不必过于悲观。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来反驳制度的质量决定经济发展的命题。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真实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顶层设计的改革难度不可小觑，那些需要顶层设计的改革往往都是涉及全局的改革，外部性很大，一旦成功，收益巨大，当然风险也很大。

普遍的看法都受到西方主流思潮的影响，觉得经济发展需要先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政治体制，当然他们说的体制基本就是英美的。因此，城镇化从来不是贸易的替代品。由于调整迟钝，在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它的增长率比中国要低4-5个百分点。对经济而言，外部的危机往往会改变很多经济赖以增长的条件。

如果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层没有改革的决心，自然就难以有体制性的改革行动。所以，如果没有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出台，没有超量的信贷出来，在宏观基本稳定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本来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很多企业，包括三星被推向了更高的技术前沿。如他之前在电话中所不断强调的，他说要新思维平衡旧思维。

这就是所谓的墨菲定理：对政策影响力最大的观点往往也是经济学家最难达成一致的观点。现在有些讨论讲到投资回报率下降。

中国也不例外，这是所有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共性。现在他跟着国内的某些思潮走，这蛮可惜，从他的分析框架里简单地推出这个悲观的结论在逻辑上是有疏忽的，起码是忽略了体制的可改革性和适应调整的能力的。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在不同国家都在研究危机对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转型和升级的影响，有国家层面的，也有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危机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是正面的，当然也有例外和错失机遇的例子。于是，经济学家要求改革的呼声高了。要改的重点是，中央政府拿的收入和承担的责任要调整到基本匹配的程度。上海经济评论：那日本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例子了？张军：对的。上海经济评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张军：在1994年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之后，中国基本上是具有了一个保持长期增长的基本体制的。同样是省会城市，西北和东南地区的房价差别巨大，这主要反映了它的人均GDP的差异。

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日本上世纪50年代末、东亚四小龙60年代末的情况大体相当，而它们后来都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物权法的讨论，行政诉讼法的讨论，都是标志性的。

但上面我提到的这篇文章里也谈到，撒哈拉一带的国家，甚至是在拉美，也有不少的经济体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增长速度也上来了。贸易很重要，但主要不是在创造需求方面，而是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

以需求而论，出口与进口的影响正好相反，所以，代表外部需求的其实是出口与进口之差，也就是贸易余额，由于这20年我们的贸易余额只占GDP的4%左右，所以外部需求的力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更重要的是，中央高层下了决心。

但也因为这样，冰箱的价格才能快速降下来。今天有不少行业出现库存的增加，那还不是因为这几年政府控制了宏观经济，特别是房地产的发展。因为在2005年前后，汇率已经变了，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资已经开始缓慢增长，企业方面已经面临条件的改变，调整和转型的大幕已经拉开，但2008年底的四万亿政策像洪水突然泛滥，有的企业被冲泡了，有的死了，等到洪水被迫退下，剩下的都已经奄奄一息。大家都觉得为什么讨论当年不能出台政策呢？可能权衡下来很多事情还做不了，因为现在剩余的那些大国企很多都在承担着社会责任，如果没有很好的方案，一旦失去政府的控制，情况会更糟糕。

比如，根据美元的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测算，中国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比如，尽管城市规模和收入水平不同，但杭州与上海的房价就相差无几。

我们现在经济减速的微观机制就在这里。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可比的。

上海经济评论：日本经济增长因为偶然外部危机而突然出现下降，中国要如何维持发展增长的潜力？张军：按照收敛假说，任何一个高增长的经济都终究要进入低速增长。而今天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的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公共部门的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的决心，就很难启动了。

过去10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经济快速增长，中央的财力雄厚，权力集中，宏观上也很稳健。现在的中国，即使国企的力量比20年前改革的时候大多了，比方说，尽管只占公司总数2%的国有企业目前拥有的资产占总资产的40%，国企的影响力也十分巨大，但中国似乎不太可能走俄国走过的道路。上海经济评论：许成钢认为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地方分权和地方竞争，但是这种增长制度可能不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比较悲观。体制的发展与它的最终结构很可能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张军：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阶段，投资回报率看上去有下降的趋势。张军：经济学家看政治问题，还是要把政治的变革内生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但是与香港不同，我想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城市，现在的政策应该要更多考虑如何增加供给而不是过多限制需求才行。货币超发是回不去的，就是你现在100万亿的货币在那里就在那里，你每年还要增加。

这就说明，在那些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基本上与中美现在的收入差距大体相当的经济体中，多数经济体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并不是新鲜事。相对而言，日本没有很好地应对危机。